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是卖炭发家的土豪出身,他看问题的角度常常从商业的发展上出发;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刘整是军人出身,全靠着战功发家,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从战局上着眼。
双方的出发点本来不同,但是,最后都落实到了一点,都要有对水上交通的控制权。
刘整的心意是,坚决避开长江的天险,全心攻打襄樊之地,无襄则无淮,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,大宋灭矣……所以要控制住一切水道!
吕文德的心意是,无商业便没有吕氏集团,没有吕氏集团,就没有襄樊了……所以万万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商路!
双方的着眼点都放到了水面上,都在大造特造大小船只。
吕文德的上书把大宋的群臣们下了一跳,难道对方开始有事于襄樊了?!
其实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意思是,再多给一些军用之资,这次造船的费用我自己还垫了一些款项呢!
但是,又有大臣们看到了一个机会,就有人攻击平章贾似道在军中推行的打算法了,声称正是这打算法才将刘整逼得背叛了大宋……
但是,平章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,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,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,这决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行为,在当时是有利于解决财政问题。
再说了,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,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。
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,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。
沿边州府财力单薄,也无力去独立组织防务。
二者均需要中央财政的重新调配,从而造成了对中央的依赖。
而在路级政区。依然采取安抚使、提点刑狱、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,从而使事权分散,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,增强地方的力量。
从制度设计上来说,南宋秉承的依然是“强干弱枝”的构筑模式。
这种制度的好处就不用说了,没有人能割据;坏处是。一盘散沙了……
所以必须要推行打算法,不能让地方军队任意滥用财物……这本来没有错的,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允许将领贪污挥霍吧?
至于说是刘整的背叛……一个人要是背叛,他能找到无数的借口!
所以,此事与打算法何干?!
但是没有人公开这样说,只是在私下里流传……老贾同志的气得暴跳如雷,也不在家玩蟋蟀了,想找人论战,可是没有人公开说啊!
这时。老贾同志动用了两种手段来回击,第一个他准备对付几个背后乱说的大臣,杀鸡给猴看;另一个方面,他有舆论工具……
《民声报》上忽然登出了一张《刘整传》〉的文章:
“刘整字武仲,信阳人也,少是凶悍顽劣,贪于财物而无信用……是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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